前言

促使中国央行研究法定数字货币的直接动因并非比特币，而是由一家位于瑞士的传统印钞公司Giori倡导的焦里币。

穆长春接手后的数字货币研发，其进度和对外发声上都显著加快与提升。

相比已夭折的Libra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解决跨境支付和无账户人群的支付问题，首先瞄准境内现金替代的数字人民币，面目就模糊了很多。

不可否认，中国央行的进度超前，然而它不是唯一一个在打数字货币算盘的主权国家监管机构。

初衷

站在数字人民币背后的，是中国央行旗下一个颇为低调的机构 —— 数字货币研究所。

据第一任所长姚前撰写的文章《数字货币的缘起、发展与未来》，促使中国央行研究法定数字货币的直接动因并非比特币，而是由一家位于瑞士的传统印钞公司Giori倡导的焦里币。

姚前在文中回忆到，Giori公司提出建立一个基于现有纸币系统模式的电子网络，从而推出由中央银行设立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GDM，并去包括中国央行在内的多家中央银行布道。

这是个颇为有趣的缘起。央行数字货币的第一步是替代纸币，但开启这一变革的恰恰是一家印钞公司。此后，2014年，中国央行正式启动法定数字货币研究，论证其可行性，2016年组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专门承担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工作，由姚前担任第一任所长。

现年50岁的姚前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派官僚。他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计算机系的工学博士，1997年进入证监会工作，任职于信息中心计算机管理处；2002年调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中证登），任职技术开发部和系统运行部；2010年调任央行，在征信中心和科技司担任要职。

从2016年起，姚前开始频繁发表有关央行数字货币的论文，基本可以串联出彼时中国央行对于发行数字货币的构想，即所谓：一币、两库、三中心。
“一币”即央行数字货币，是由央行担保并签名发行的代表具体金额的加密数字串。“两库”指数字货币发行库和数字货币商业银行库，前者是中央银行在央行数字货币私有云上存放发行数据库，按照中央银行的现金运营管理体系进行管理，后者是商业银行存放央行数字货币的数据库，可以在商业银行的数据中心也可以在私有云上，遵循商业银行现金运营管理规范。“三中心”则包括认证中心、登记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

姚前作为一名技术派，对区块链、分布式金融和数字资产怀有极大热情，在某些想法上显得相当前沿和激进。从他的一些公开文章和发言来看，姚前更看重的其实是未来数字法币同数字资产的打通，而不仅仅满足于数字法币对现金支付功能的替代。2017年春节前夕，央行研究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就在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进行了测试。

但是，姚前并没有将这一事业继续下去。 2018年10月，姚前突然从数研所离职，回到了他曾任职的中证登担任总经理。

转折

接替姚前的是央行支付司副司长穆长春。与技术背景的姚前不同，穆长春是非常纯粹的金融系统出身，同时还曾担任周小川的秘书。据境内媒体财新报道，穆长春现年47岁，内蒙古人，1995年从人大财政金融系国际金融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央行总行工作，先后任职国际司、办公厅、支付司，期间曾驻非洲开发银行工作，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深造。2010年任办公厅副主任，2017年任支付司副司长。穆长春干练、勤奋，又有海外留学和工作背景，英文优异，在央行系统内部工作能力颇获肯定。

穆长春就任所长大半年后，发生了一件大事：2019年6月，由Facebook主导的Libra项目正式发布了白皮书。它采用了同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类似的双层运营体系：第一层是 Libra 协会加上验证节点，第二层是由协会授权的经销商。Libra协会不是直接面向大众去销售，而是将Libra 卖给经销商，经销商再把 Libra 卖给大众。

2019年9月，穆长春在“得到”上开了一门付费课程《科技金融前沿：Libra与数字货币展望》，借这一主题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思路，也是开中国政府官员风气之先。

在这一版本的介绍中，至少在对外定调上，与之前发生了一些细微改变：一是着重强调仅替代M0，暂不提及其他设计，例如与数字资产挂钩用于对公业务；二是不再着重突出区块链或分布式账本技术，实际上，穆长春非常明确地指出，“区块链不适合用来做支付”，央行不预设技术路线，商业机构对用户兑换数字货币的时候，无论使用区块链技术、传统账户体系、电子支付工具还是移动支付工具，只要能够满足央行对于并发量、客户体验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均可以采用。

穆长春接手后的数字货币研发，其进度和对外发声上都显著加快与提升。

2019年8月，穆长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已经“呼之欲出”；2019年9月，央行行长易纲表示数字货币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但推出数字货币还没有时间表；2020年4月，央行正式对外回应称在深圳、雄安、苏州、成都及北京冬奥会场景进行封闭测试。

如今，数字人民币已上线许久，中国各地政府在刺激消费和推广数字钱包时，发放到市场上的消费券和补贴都与数字人民币钱包深度绑定，且各大银行和各大主流软件的结算系统已打通。数字人民币的时代，早已悄悄来到你身边，你是否感受到了？

使用

相比已夭折的Libra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解决跨境支付和无账户人群的支付问题，首先瞄准境内现金替代的数字人民币，面目就模糊了很多。
目前，数字货币研究所至少已经同美团、滴滴、字节、B站和一些政企通讯应用展开合作接触。或许很快就会实现未来数字人民币的零售使用场景，比如点外卖、打车、打赏主播和发红包等等。

早些时候，媒体就已报道在中国苏州，有的公务员已领取用数字货币形式发放的部分工资；在雄安新区，麦当劳等19家公司已开始试点数字货币。
无论是哪种用途，都大有“拿着锤子找钉子”之感。虽然各种有关央行数字货币的论文中论述了种种好处，例如能够精准地实施货币政策甚至是负利率政策，减少印钞和运钞的成本等等，似乎都不足以构成要如此大动干戈的充分理由，尤其是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经占据了94%的移动支付市场，移动支付覆盖率已经超过80%的情形下，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是，中国监管机构不愿让支付如此重要的基础设施旁落于私营机构。

这一点从前任央行行长周小川，以及穆长春的多次发言中都可以看出痕迹。周小川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金融基础设施并不一定必须由政府部门承建，但私人部门还是要在政府指导和监督之下来从事基础设施，也可以通过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的方式进行，私营部门如果参与金融基础设施，则必须具有公共精神。穆长春任职于央行支付司，对两家支付巨头更加不会陌生，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他不止一次强调网络效应下的赢者通吃问题，也是与周小川的想法一脉相承。

从备付金集中存管到“断直连”（“断直连”是指第三方支付机构切断之前直连银行的模式，接入网联或银联），从指导发布银联云闪付到推进“条码互通、一码通用”，为了改变支付市场双寡头的格局，央行从未放弃过努力。但在“断直连”之后，双寡头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加重。

以支付宝为例，借助账户余额、余额宝和花呗，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资金“内循环”，付款人的资金一旦从银行账户支出，进入到支付机构的体系内，这笔交易的后续除了支付机构再无人知晓，资金在机构内部不同支付账户之间的转移也无从而知。

尽管在之前的“得到”课程中，穆长春强调数字人民币不会影响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然而，数字人民币“前台自愿，后台实名”、只对央行这一第三方披露交易数据的可控匿名功能，意味着央行事实上可以追踪这笔钱款的流向，经手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反而很难拿到相关信息。在央行的口径中，数字人民币的出现恰恰是为了满足公众的匿名支付需求，避免数据被过多出卖给第三方机构。问题是，公众会不会这么想呢？

这也就延伸到另一个普遍的猜测：即数字人民币推出的主要目的是监控资金流向，尤其是为了反腐，和防止资金外逃。理论上说，如果数字人民币应用到公务员工资、扶贫款、拆迁款发放上，确实可以起到监控流向、防止挪用的效果。对于这一猜测，目前尚缺少证据支撑，但作为一种合理的怀疑无可厚非。

结语

不可否认，中国央行的进度超前，然而它不是唯一一个在打数字货币算盘的主权国家监管机构。

未来全球央行数字货币会呈现一种怎样的格局，亦是一件非常难以预判的事情。中国央行的试水探索能在多大程度上变革原有的支付体系尤其是跨境支付体系，各国央行能在多大程度上展开合作或是对抗，私营部门发行的数字货币与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谁会更受欢迎，或者说公众有可能不愿意接受任何一种支付方式，原有的跨境支付体系如SWIFT能否自我革新，防止被后来者赶超，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毕竟，货币背后是主权与国家实力的博弈，技术只能锦上添花，并不能雪中送炭，而数字人民币能否突出重围，或许更应该关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动能和全球地位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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